您好,欢迎访问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医院官方网站!
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瘟疫多发地区之一,古人早在殷商时期就对此有所认识,如甲骨文卜辞有:“甲子卜,壳贞:疒役(疫),不征(延)?”“贞:疒役(疫),其征(延)?”此辞卜问疫病是否蔓延,是有关传染病的最早记录的记载。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有“城旦,鬼薪疠,何论?当迁疠迁所”的条文记载,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有意识隔离传染病源。
《礼记·月令》认定传染病的流行有四时气候异常变化的原因,书中写到:“孟春…行秋令,则其民大疫”、“季春…行夏令,则民多疾疫”等,这是古人基于生活经验的积累,意识到气候变化与传染病发病存在着某种联系之后,所得出的一种朴素认识。
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医学典籍则更进一步,将之理论化,如《黄帝内经素问遗篇·刺法论》提到由风、热、湿、燥、寒五种气候的异常引起木疫、火疫、土疫、金疫和水疫等“五疫”,其特征为“皆相传染,不问大小,症状相似。”同时发现是否传染的关键在于“不相染者,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”。东汉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·自序》中述及:“余宗族素多,向余二百。建安纪元以来,犹未十稔,其死亡者,三分有二,伤寒十居其七。”此中提到的“伤寒”,属外感热病中的急性传染病,是异常气候(指寒邪)给人体带来的影响,仲景认为这是传染病的病因之一。
从晋代开始,医学家们认为有更多传染病新病原的存在。西晋葛洪是传染病学研究的大师,他的《肘后备急方》在医学史上第一次记载了诸如天花、血吸虫病、结核病、狂犬病以及传染性黄疸肝炎等传染病,认为“伤寒、时行、温疫,三名同一种耳,而源本小异”。东晋陈延之《小品方》将新的致病因素与“气候说”相区别:“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治之疾,时行、温疫是毒病之气,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异气耳”,认为瘟疫的源头是毒病之气,其症状虽与伤寒相似,但病因却不同。隋代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曰:“夫时气病者,此皆因岁时不和,温凉失节,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,多相染易”,认为传染病是一种乖戾之气所致。
唐代的一些重要医书,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太平圣惠方》《外台秘要》等袭前辈理论,认为传染病只是容易在异常气候下发生,人体因极端气候的变化而虚弱,得以使得病邪入侵,气候并不是真正的致病因素。这一时期提出的“毒病之气”、“乖戾之气”等新病原概念实际上已暗含病原体的概念。
到了明清时期,瘟疫非常多。据历史资料不完全统计,明清时期传染病平均每4年大流行一次,死亡率非常高。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中载,病邪入侵人体的途径有“天受”和“传染”之分,邪气入侵部位在膜原。在治疗上,吴又可提出针对病原治以祛邪为主的观点,在“逐邪为第一要义”的思想指导下,立疏利透达法,创达原饮、三消饮等方以治疗湿热秽浊之疫。之后中医医家关于疫病的认识愈发深刻,治疗方法及经验发展迅速。其中较为突出的四大家,如叶天士、薛生白、吴鞠通、王孟英,叫“叶、薛、吴、王”,他们从不同的角度,对温病、疫病进行了论述,创立了新的三焦辨证理论体系。
陕西省中医医院
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